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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山芭怀旧（三）‧何启良重返大坑渠感叹‧半山芭有发展没进步

2020-06-20 15:14| 发布者: G墅生活| 查看: 963| 评论: {php} echo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院长何启良教授自小就在半山芭长大，家住半山芭“大坑渠”旁边的他，每逢下大雨就淹水，闲来无事就到“大坑渠”捉打架鱼嬉戏，更“经典”的记忆，是他和小同伴有三急时，还会拉下裤子在“大坑渠”噗通噗通解决……“现在半山芭真的改变了很多。但是，我只看到了发展，却看不见进步。”看来，这是何启良对半山芭既感慨又无奈的事。相约何启良教授重游半山芭，他穿上衬衫长裤更不忘配上一双球鞋，看来，他真的是想好好地走一趟。何启良在半山芭出世，小时候与家人就住在现今中华闢智小学前面向富都广场的一小块地上，那一块比篮球场面积还要小的地方，还不止住了他一户人家，还有另一位相熟的同学一家人也住在这里。“以前这里是一大片木屋和山坡，我从闢智走到公民小学的一段路，都长满了野草，对了，大坑渠就像一条小溪。小时候觉得这一条路好长哦，但现在看起来，却只是几步之遥而己。”何启良补充说，记忆中的小学也是很大很大的，现在回来再看，咦，怎幺变小啦？！这当然啦，以前困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甚幺东西都放大来看，而现在长大了，阅历丰富了，当年的大在现今已不是那回事了。40年前，位于中华闢智华小与富都广场之间的马路还不是马路，只是一条超级大的沟渠，半山芭广东人居多，因此人人都把这里称为“大坑渠”，“大坑渠”周遭发生的事，都是老半山芭人的集体回忆。“大坑渠”桥上解决三急“我们经常在大坑渠捉打架鱼、玩水，快乐得不得了……”何启良兴奋地比起捉打架鱼的手势。虽然好玩，但大沟渠毕竟是大沟渠，且碍于当时的公民卫生意识低落设施不完善，大沟渠也是个极度骯髒的地方，“那时倒大便的，小孩子随处大便的，统统在这里，我也试过在桥上解决三急，哈哈！”谈到倒粪，何启良想起了当年的排粪系统，那是每家每户把粪便排进茅厕的马桶里，每隔数天就有一妇人来倒屎，“我到现在还记得那妇女的脸孔呢！”他有感而发地说。在旁的《》责任编辑李英华补充道，当时倒粪便的桶像装豆腐花的大木桶，大家都称倒粪妇女为“豆腐花婆”，每当上课上到一半嗅到一股异味，同学就会异口同声说道：“豆腐花婆来啦！”说罢，又是一阵大笑。何启良也补充道，在70年代末富都广场兴建初期，基础地基工程进行至中途时，不知何故停顿下来，工地野草丛生，更因污水处处而长满蚊虫，幸好后来工程复工，蚊虫问题才获得解决。何启良在1980年到美国深造，可以说这幺一走，就跟孕育他长大的半山芭再见不知在何时了。今天，何启良故地重游，吃着新张启业的点心店热腾腾的点心，何启良百般滋味在心头。“今天回来，只觉得事事沧桑变化无端，对半山芭是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处处仍可听到乡音乡语即广东话；陌生的是，我以往熟悉的木屋区都消失了。”何启良认为半山芭是有发展，例如车辆多了楼房高了，然而，发展并不等于进步，“进步是属于精神上的，例如居民对地方卫生的意识、生活的素质、人文精神的提昇等等。今天，我走在大街上，看着这里的一景一物，说真的，我完全感受不到在这方面有何改善。”他叹道。70年代文人结诗社有一部份人对半山芭的评价都不好，更有人形容它是“龙蛇混杂”之地，是属于低下阶层的地方。殊不知，在70年代这里曾是一批对文学充满热血的文艺青年聚会之地，更出版过数本文学书刊，总算在半山芭这块文化沙漠上，栽出了一朵文艺之花。在70年代，一批热衷于写作的年轻人包括何棨良（何启良）、张尘因（张景云）、飘贝零（罗海源）、沙禽（陈文煌）、风山泛（黄学海）、李系德（李英华）、亦笔（陈明发）、萧开志（已故）、华世英、林培和及刘衍应等人，因为趣味相投，一拍即合成立了“人间诗社”。“人间诗社”成员每个月都聚集在育三华小（当时已改充拉曼学院院校，如今则已荒废）的食堂聚会。当年这间食堂是由何启良的父亲经营，大家说说讲讲，几年间也曾出版过数本本地刊物，但诗社后来因某些因素而解散。“当时也没有甚幺特别的策划，只是因为大家都有着共同的爱好与兴趣，对文学有着一股执着与狂热，所以就聚合起来了。”何启良表示。“人间诗社”的特点是以文会友，文友之间互相取火，团体内更没有老大老二之分。聚会时大家交换写作心得，对本地文学发展提出讨论等等，非常愉快。当年“人间诗社”曾出版过张尘因的诗集《言荃集》、李系德的杂文集《古灵精怪集》、何棨良的散文集《另一种琵琶》、《风山泛散文选》，还有一本合集丛刊《烟火》及4期《人间诗刊》。“虽然现今‘人间诗社’不存在了，但我相信它的精神还在，而且当年的一些文人例如张景云、沙禽、李系德等仍活跃文坛，这实在非常难得。”何启良说。人文景象随发展消失半山芭曾有一些文化景象让何启良觉得难能可贵的，但这些人文景象已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消失掉。“我记得在半山芭巴剎那儿有位写书法的先生，他的店是做相框的，我每次到巴剎买菜或到鱼档买打架鱼时，都会溜去那儿看他写字。小孩子嘛，对一切都感很好奇，也有很多人会围着一起看。现在这位老先生不知道还在不在？”在让何启良的记忆里，还有一个专门为人算命和写信的大伯，他在大街旁摆了个摊位，写着“算命，写信”几个大字，每晚开档营生。在“为食街”每晚还有一个书摊，就在教会门口，当时的书一本才不过卖一元几角。在书摊旁边还有一个书报杂誌档，记忆中还有“Tikam”玩，小朋友最喜欢花那几分钱撕一张“Tikam”碰碰运气，把奖品赢回去。带妻女参观成长故地7年前携妻带女游半山芭，何启良希望家人能从他的成长环境，了解他的过去！“我们作为家长的，经常会训孩子说甚幺‘你父亲当年怎幺样怎幺样’，但往往很多时候，孩子都不能深入的体会父亲到底要讲甚幺，年少时的父亲又是怎幺样……于是在7年前，我把太太和两个孩子带来半山芭，让她们透过视、听和感觉，进一步去了解他们最亲密的人。”何启良的太太是台湾人，两个女儿分别在美国和新加坡出世，吉隆坡半山芭在她们的印象中可说是空白一片，甚至可以说不知道原来在地球上，有一个叫半山芭的地方。“哈哈，让女儿知道原来她们的父亲以前是‘小太保’，也相当不错的嘛！”说实在，何启良的两个女儿的成长背景与何启良相差太远了，甚至可说是两个世界。“我带她们去看育三小学我旧时的家，现在已经变成废墟啦，再带她们到中华闢智我的母校去拍照，跟她们讲解我就住在以前建在那里的木屋区……”何启良深信这一点一滴，对他将来训导小孩是有助益的，至少，她们都知道父亲小时候吃过苦，因此会更珍惜目前拥有的一切。为进步牺牲亦难免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华人区域，很多人都遗憾地表示，半山芭很多值得保留的人文景物都逐步被时代巨轮淘汰，希望政府多加关注，以免我们不会在失去之后，才来放声哭泣。针对这一点，曾经是当中一份子的何启良，有他的一套看法。“为了发展与进步，我们有时候必须要牺牲一些，一些社区的景物如果不是真正的经典或具有保留价值，肯定是要被替换掉。我想，这是无可厚非的。”但他认为，如果是有意义或价值的人文景物，则在任何情况之下也不应该被牺牲掉。“就以我的母校中华闢智来说，它到现在的发展都不大，你认为是要保留还是要改善呢？这一点我有所保留。”至于具有百年历史的半山芭监狱围墙被拆除，何启良则认为它有着正面和反面两重意义。“就正面的意义是，我们不需要一座监狱在城市中心内，毕竟这是罪恶之地。但换个想法，把监狱拆除又未免可惜，何不把部份城墙保留下来，或者，我建议成立一个半山芭博物馆，不拆墙而是把墙搬到博物馆内，不是更好吗？”半山芭博物馆除了可以收藏监狱围墙，亦可以收藏半山芭的前世今生，如此一来，值得纪念的都获保留下来的，是百益而无一害的。／副刊‧文：高宝丽‧2010.09.15